近日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城市工作7个方面的重点任务,即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、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、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、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、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、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、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。会议明确指出，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，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。

从“城镇化”到“城市现代化体系”的升级，从“城市建设”向“安全韧性建设”的转变，从“GDP城市”到“宜居城市”“创新城市”“绿色城市”的跃迁，均体现出党和国家对城市角色、发展逻辑与方向的深度重构。透过这7项部署所折射出的不仅是城市发展战略意图的清晰化，更是破解城市发展现实困境的集中回应。

突破空间扩张到结构优化：要持续优化格局，破解“空心化”与“资源错配”。长期以来，“摊大饼式”的城市扩张模式以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投资为动力，在拉动经济的同时，也埋下了人口疏离、交通拥堵、资源错配的隐患。我认为，此次会议提出“发展组团式、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，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”，意在终结“单核膨胀”的城市逻辑。未来的城市不是更大，而是更“聚合”——功能聚合、人口聚合、服务聚合。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打破“行政边界”思维，优化城市格局，推动公共服务资源跨区域流动，否则“都市圈”只能停留在文件上。

实现增量改革到制度创新，要坚持动能转变，畅通催生新质生产力关键路径。建设创新城市不仅仅是招商引资、建高新区，会议强调的是“创新生态”，背后是创新动能从“供给侧”到“制度环境”的全链条转变。新质生产力的培育，不是靠一两个“科技明星城市”就能完成的。创新生态的核心不是“拼项目”，而是“养人”——人才生态、创业生态、法治生态和容错机制的建立。

转变房地产逻辑到民生关怀上，要提升生活品质，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宜居城市。“舒适便捷的宜居城市”不是抽象口号。住房新模式、公共服务供给、城中村改造、服务业发展等措施，表明政府正从“市场主导、供给过剩”向“精准保障、品质优先”转型。需在财政安排、土地制度、财税分配上给出真正的资源重构，否则城市将陷入“看起来宜居，实际上难居”的悖论。所谓“宜居”，不是绿化带和高楼，而是城市人居品质提升，通勤时间、住房负担、医疗教育公平等具体维度。

实行少数样本到全面普及，要坚持生态优先，绿色城市规划建设应成为普遍治理逻辑。城市的绿色低碳发展，在过去更多是一种政绩工程的展示，此次会议把“绿色”与“系统性治理”紧密结合，释放出生态文明作为主线的强烈信号。真正的绿色城市不只是解决“看得见”的污染，更要面对“看不见”的碳排放结构。例如高能耗建筑密集、城市交通拥堵带来的碳排放，仍是城市绿色治理的“短板”。绿色城市必须嵌入每一条政策中、每一个审批流程中。如果环保依旧是“附加项”而非“主逻辑”，城市发展终将不可持续。

超越分散预防到系统治理，要把握韧性重塑，切实维护城市公共安全。“韧性城市”的提出，是对过去几年多发突发事件的深刻回应。洪涝、地震、疫情、治安等风险，暴露出一些城市缺乏弹性与协调能力，基础设施脆弱、应急体系分散。韧性城市考验的是“系统治理”能力，而不是单一部门的救援响应能力。比如“超高层建筑限制”就是一种从源头预防风险的政策思维，值得推广。但我们也需警惕“以安全之名”走向治理过度，特别是在数据监控、人群管理等方面，要始终以合法性、比例性为底线，保持城市的开放性与包容性。

回溯外在文明到内在基因，要赓续文脉传承，激活城市文化认同感。城市文明从来不是“涂脂抹粉”的形象工程，而是制度文化与市民素质的双向互动。此次会议提到“文化软实力”与“历史文脉”，表明城市发展已从经济导向走向文化导向。真正的城市文明，来自对在地文化的尊重与延续——鼓励传统手艺的传承、民俗节日的保育、方言文化的传播，这些才是城市最有活力的文化基因。

关注数字治理到公共理性，要创新“聪智”治理，技术必须回归公共性。会议对“智慧城市”的定义，强调党建引领与法治保障，意在为技术治理设置边界。智慧城市的核心不应是“控制更多”，而是“理解更多”，以及变得“更聪明”——理解市民需求、痛点和情感。城市规划建设治理也需要借助数字化手段实现“规建管运服”一体化，同时要避免“数字鸿沟”扩大，也要预防“算法偏见”造成治理误伤。

本次会议对城市工作提出七项重点任务，本质上是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一次深度“转型答卷”。在顶层要求下，城市规划、建设、治理必须进行模式创新，走出“增量思维”陷阱，迈向内涵式发展。这既是对过去城市建设逻辑的深思，更是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过程中回归“人民城市”的制度构建。